1948年8月，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兌民間金銀和外幣。爾後物價失守，金圓券一路狂貶，令民怨持續發酵，政府被迫宣佈在中國銀行以遠比黑市價格低的純金，允許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圓券（每日牌價上調）換兌黃金1市兩，但每天限售1000兩，先來先購。因有百倍的利潤及保值，成千上萬的市民都到銀行去排隊兌換。在市民排長隊等待兌換黃金的當口，蔣介石卻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鉅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民衆的焦灼頓時變成了絕望的瘋狂：1948年1月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們情緒失控，爲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爭搶、衝撞、踩踏，釀成7死45傷，也就是後來的“黃金擠兌慘案”。
擠兌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當局立刻宣佈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這一舉動徹底切斷了民衆的希望。面對軍費開支不斷加大、戰局日漸糜爛，更有李宗仁等政敵步步緊逼下野的窘境，蔣介石早已無暇顧及百姓的死活，他只是知道失去政權後絕不可能繼續掌控金庫，所以必須爭分奪秒地將黃金運出。1949年1月1日，又有60萬兩黃金自上海海運離開，其中50萬兩祕密運臺。
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的潰敗，讓蔣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蔣介石必須制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後繼續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餘國庫剩黃金。但國民政府財界對此意見不一。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之一，他擔心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不堪設想。對此，蔣介石特別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最終雙方達成妥協：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1月11日，吳嵩慶收到指令，立刻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這是蔣下野後仍能運走國庫黃金的關鍵。
1月16日，蔣介石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蔣經國在其日記中記載：“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爲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
1月0日清晨6點，海軍的“海平號”、“美朋號”、“崑崙號”、“峨嵋號”等艦艇，裝載着90萬兩黃金、000萬枚銀元及7000萬美元駛離外灘碼頭時，尚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此時距蔣介石下野只剩18個小時。在這之前，蔣介石已專門任命自己的侍衛長石袒德爲警備司令，先行到達廈門，爲運金事務打前站。到了月初，運輸黃金的任務已大致完成。這一點，現存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可以佐證：“至本日爲止，中央銀行將大部分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
在黃金轉運過程中，發生過一件謎案。事情是這樣的：在1月10日和1月0日裝運的兩批黃金，並沒有直接運抵臺灣，而是運到了廈門鼓浪嶼上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現鼓浪嶼晃巖路0號）。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居然完全沒有列入臺灣“央行”黃金收支賬目。臺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方面的記載。
由於有蔣介石與政府達成的草約，“央行”名正言順地轉出了國庫中的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上。“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吳嵩慶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記錄。”吳興鏞在研讀過父親的遺稿後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燬，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臺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7日，“央行”交付1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臺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輪船沉沒於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其中。不過，吳興鏞查閱往來文書後認爲，隨“太平輪”沉入海底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賬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臺北的“央行”檔案內。
據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成6批完成，共70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卻是近100萬兩。由於運抵廈門的這些均以“軍費”名義入庫，所以由蔣介石直接控制，1949年7月，存在廈門的黃金繼續往臺灣運。在廣州的吳嵩慶於7月14日的日記中寫到：“……今日得電，廈門存金均可照計劃運送，此事辦畢，可省卻一心事。”
廈門的黃金從廈門到臺北多是用飛機運送，當年參與黃金空運的飛行員楊榮志後來回憶說，那些黃金裝在箱子裏，一箱箱很重，必須兩個人抬起搬運到飛機上。楊榮志時任國民黨政府空運隊第0大隊大隊長。他說：“那是1949年春天，大陸情況甚是危急，第0大隊奉命載運人員及物資，運輸機往來大陸與臺灣很多趟才完成任務。”第0大隊因此被稱爲“黃金大隊”。
蔣介石下野後，俞鴻鈞隨即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芸認爲，“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籌劃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國兄催辦”，催辦的對象正是劉攻芸。這時，距離蔣下令全部劃出國庫黃金已18天——此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人，於1月0日，奉命一同抵滬，與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芸，配合俞鴻鈞的極力勸說。劉攻芸終於動搖，同意交出國庫剩餘黃金、銀元。月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於說服了劉攻芸。
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明故宮機場、上海江灣機場同時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一同起飛，載着55.4萬兩黃金直奔臺北松山機場。至此，南京國庫已然搬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0萬兩。而臺灣已有當時國庫黃金總數的十分之六，共00.4萬兩。等到李宗仁發現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月17日。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芸，不得再將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沒有答覆。李又致函陳誠，要求運回黃金，並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陳回函稱“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調”。李再找“央行”，劉攻芸答覆：“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廢紙一張，最終只能進入檔案櫃。
李宗仁到底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日早晨，南京近郊已聽到隆隆的炮聲，“代總統”乘“追雲”號專機黯然離去。李宗仁離去時，上海灘街頭一派臨戰氣氛。負責守衛大上海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除了率0萬大軍，支撐半壁河山，還有一項祕密任務：運出上海庫存剩餘的0萬兩黃金及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5月中旬，蔣介石連續給湯恩伯發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之外，行留黃金萬兩，銀元100萬元”。親筆信之外，蔣介石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後，湯恩伯命令央行“除暫存留黃金5000兩，銀元0萬枚外，其餘存於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臺灣。
此時上海城外，解放軍嚴陣以待；城內，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覈專員黃競武爲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運走黃金。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恩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隻來運金。
湯恩伯調動的運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經過兩天兩夜的裝運，終於將所有黃金裝上輪船。而這時的上海城內已出現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按計劃，“漢民輪”5月19日黃昏起航離港，可還沒到吳淞口就捱了一顆炮彈，但是沒有命中，炸彈掉到離船不遠的水中爆炸了，“漢民輪”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纔在國民黨兩艘軍艦的護航下重新啓錨。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運輸大隊長張振國率隊分乘8輛卡車、扛着一箱箱人民幣，直奔外灘的中國銀行，將其送進了“遠東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庫”，“金圓券”時代宣告結束。
上述第一批60萬兩黃金運臺後，被用到哪兒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陳誠以俞鴻鈞受蔣介石指示，從“央行”撥還臺灣銀行的80萬兩黃金及1000萬美元外匯做進口貿易資金，發行流通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動的第一批新臺幣（新臺幣最初發行額的準備金），並以1：40000兌換舊臺幣。同時下令停止“金圓券”在臺灣流通。最初臺灣民衆對於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爲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髮行準備，陳誠委託臺灣衡陽路的一衆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臺幣可以換黃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陳誠還對臺灣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三七五減租、幣制改革、入境管制、戒嚴、整訓軍隊、推行計劃教育，不僅保住了國民黨最後的落腳地，還對臺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蔣介石日記》校閱者潘邦正認爲，新臺幣贏得信譽和民心安定之間的良性互動，爲臺灣此後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
除作爲新臺幣發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臺灣時渡過艱難歲月的支點。據考證，蔣介石政府抵臺初期幾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濟計劃、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等。這讓蔣介石政府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愁“老本都喫完了怎麼辦”？到1950年6月，臺灣庫存黃金已經只剩三個月存量。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轉向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第七艦隊加入協防颱灣任務，隨後又恢復了爲期15年的對臺經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臺灣的財政窘境才告擺脫。
關於從上海運出黃金的總量，1958年，俞鴻鈞在“立法院”回答質詢時說：“庫存黃金搶運臺灣，因繫於非常情勢之下奉命作緊急撤退，致攜帶賬冊不全，且所有原經辦會計出納等人員未能來臺，致對撤退賬務無法清理……”其後，因應外界傳言有黃金短缺之嫌，195年月，臺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調查卷宗，之後至1956年的年多時間裏，陸續有“監察院”三次及“審計部”一次的調查，“詳查有關案卷及賬冊憑證，惟因賬表殘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據吳興鏞統計，先後被蔣介石下令運走的有480萬兩左右的黃金，加上銀圓、外匯等，加起來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到臺灣和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繳回入庫。（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