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海運的前身是上海輪船招商局，兩蔣撤退臺灣前，招商局商輪就奉命進行遷臺任務，
1948年的中國，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國民黨政府搖搖欲墜，蔣介石困獸猶鬥。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苦勸蔣介石：“罷兵弭戰，同共產黨舉行談判，早日結束內戰，國民黨後退之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蔣介石回答：“日前戰局確實不利，但不必悲觀，即使談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蔣介石一方面決一死戰；一方面加緊謀劃路。
1949年，中國的命運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關口。在統治地位即將不保的壓力下，蔣介石開始着手實施早已籌謀好的行動：他密令立即將國民黨“中央銀行”上海金庫裏的黃金祕密搶運臺灣。就這樣，從1948年1月1日起到1949年5月，數百萬兩黃金被運出中國大陸。國民黨政府究竟從上海運走了多少黃金到臺灣，這些運臺黃金、銀元及外匯後來究竟做什麼用？時至今日，謎底才終於被揭開。
1948年1月1日是國民黨海關緝私艦“海星號”船員範元健最難忘的一天。下午兩點整，他和其他船員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機密任務，任何人不得離艦。緊接着，一系列異常的“怪事”接連發生：深夜1點，“海星號”沒有按照以往的航線航行，而是逆向在長江口左轉，開到了“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碼頭。隨後，更爲蹊蹺的事發生了：一隊隊衣着如老百姓模樣的挑夫出現在不遠處的華懋飯店（又名“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北側的小馬路上。在荷槍實彈的軍警護送下，他們倆人一組，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祕的貨物抬上了“海星號”。隨即，“海星號”便悄無聲息地駛入茫茫的夜色中。隔天，《字林西報》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報道稱：中國國庫黃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地運走。
時任國民黨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被稱作蔣介石的“總賬房”的吳嵩慶是親歷大陸黃金運臺的重要人物。其子吳興鏞在父親去世多年後，偶然發現了吳嵩慶留下的絕密“軍費密記”，這才揭開了60餘年前，國共和談破裂、政權行將崩塌時的蔣介石指揮國民政府，從上海分批祕密轉移鉅額國庫黃金、銀元及美元到臺灣，以期成爲其“另起爐竈”、“建設復興基地”，伺機“反攻大陸”的真相。
1948年8月的淮河兩岸戰場，國民黨軍正重演着東北決戰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五省通衢重鎮”的徐州一失，江南門戶洞開。一個瀕臨“破產”的政府，首要的表徵是物價飛漲、經濟全面崩潰。在國統區發行的“金圓券”，“轉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在經濟的失控與混亂中，上海灘許多富豪開始計劃逃離大陸。桂系副總統李宗仁內部逼宮，趁勢要求蔣介石“下野”。10月9日，腹背受敵的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對他首次談起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運黃金的問題。11月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竈不爲功，現局之敗，不以爲意矣。”顯然，此時的蔣介石已經開始考慮放棄大陸。他所指的“單純環境”正是指臺灣。不過此時國民黨軍尚還控制着長江以南地區，考慮“另起爐竈”，“並不意味着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蔣介石“唯恐京滬失守”，爲防萬一，他命令把原存上海的黃金及銀元分批運送到未受戰火波及的臺灣，剩餘小額金銀分散存於成都、廣州等處，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萬兩，後來沒收了汪僞政權國庫的49.5萬兩，以及發行“金圓券”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在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其它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是400多萬兩。1948年11月底，一紙密電緊急送進俞鴻鈞的辦公室，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臺灣。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當局爲什麼選擇臺灣作爲其“另起爐竈”之地而不是其它地方？其實這與蔣介石的一位幕僚、被稱爲“陳布雷第二”的張其昀有着密切的關係，經同鄉陳布雷的引薦來到蔣介石身邊。在學術領域外，張其昀是蔣介石“有言必納”的高級智囊之一。
三大戰役”過後，我解放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國民黨軍則連連潰敗、慘不成軍，不得不考慮退守之地。當時國民黨只有西南、海南、臺灣可以選擇。作爲著名地理學家和專攻“國家戰略學”的學者、曾在臺灣“光復”後領隊前往考察的張其昀，對蔣介石提出了建議。張其昀是國民黨政府圍繞撤退方向的“東撤論”主張者。他認爲西撤不妥，並說明東撤臺灣的種種優勢：首先是臺灣海峽海闊浪高，只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中共軍隊的乘勝追擊；其次，臺灣作爲“**救國的復興基地”，有着大陸其它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張其昀在提議中特別指出，臺灣長期與大陸阻隔，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肅，干擾更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盪，臺島四面環海，呈封閉狀態，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當局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來穩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臺，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和強盛的臺灣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從後來黃金運臺的事實來看，蔣介石顯然是採納了張其昀的建議。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臺灣、另起爐竈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來完成計劃。他讓長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則負責“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調。據俞鴻鈞的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這樣一來，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到啓運之夕，“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
“海星號”按計劃裝載了60萬兩黃金、400萬枚銀元，於1948年1月4日運抵基隆。
在籌劃黃金運臺的同時，蔣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語氣，急電養病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蔣經國亦受命爲“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與此同時，大批重工業設備也開始陸續運往臺灣，這是渡海遷臺的信號。
祕密運送黃金過程中發生了一個插曲：在1月1日黃金裝船挪移的當晚，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正住在華懋飯店北樓中國銀行一邊的客房中。午夜過後，他扶窗東望，從昏暗的路燈下看見了岸邊停靠的“海星號”船。隨後他發現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有挑夫模樣的，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輪船，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作爲新聞記者的喬治憑着專業的直覺，推斷挑夫挑的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裏必定是貴重的黃金。於是他立刻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佈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華商報》及其他報紙也轉載了這條消息。消息見報後，原本發行僅半年就已貶值到五百分之一的“金圓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