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後，毛人鳳又特別在傅厚崗通往玄武門的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誠廬”，作爲各特務單位首腦開會之用。一些有關對付G產黨及鎮壓民主愛國運動等問題，便在這種會議上提出來，以便各特務機關能採取協作的步驟。
毛人鳳還規定：各省站站長，必須參加各地省一級的特務會報，以便在反G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聯繫。又規定各省站站長每月至少要召開一次“公祕會報”（公開和祕密的特務機關負責人的會報），輪流報告各單位工作，然後彙報保密局。
所能控制的公開機關，已不如“軍統”時期那樣多。而在被控制的機關中，由於權力之爭的加劇，其負責人也不如“軍統’’時期聽話。當時，最大的公開特務機關，要數國內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因爲是老“軍統”，表面上雖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和運用，但實際上也在搞他自己的一套。
這個警察頭子的職位，如果戴笠不死，很可能落在“中央警校”教育長李士珍的手上，因李在抗戰勝利後所擬的“十年建警計劃”很得到蔣介石的重視。也有戴季陶等人的極力支持；且蔣之馭下，一向愛用互相牽制的手段，也有意把警權交給李。
但戴笠一死，蔣爲了使“軍統”的人安心，又把這一組織交給了“軍統”的唐縱。唐既被鄭介民和毛人鳳擠了出來，爲了建立個人的勢力，便一心要搞出自己的一套。他首先提出要使警察人員“正規化”，凡不是警官學校畢業的人不能當警官。所以對於保密局介紹去的人，非經他親自批準，不派工作，實際上等於拒絕控制。但蔣介石雖把這個警察組織交給唐縱，但在重要人事上仍要加以控制，特別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長，都得由他親自決定。因此又造成另一種情況：鄭介民和毛人鳳既不便越過唐縱去請蔣介石批準；而唐縱也不會爲保密局去爭。結果，保密局要在警察系統安插人，更加不順手了。
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長，都由蔣介石親自派出，上海給了宣鐵吾，北平給了陳卓，天津給了毛文佐，南京給了黃珍吾。本來，照戴笠的暗中安排，天津要安插李漢元，但這個在天津租界爲外國人當了十多年奴才的“天津通”、老“軍統”，結果只好屈居毛文佐之下，當了個副局長。
南京的首都警察廳長一職，戴笠一向培植任建鵬。在南京撤退時，任當首都警察廳保警總隊長，帶着一批武裝保安警察向重慶逃跑時，把首都警察廳的印信帶在身邊，早已野心勃勃。到重慶後，他改任內政部警察總隊長。由於有戴笠撐腰，以爲勝利一來，首都警察廳長非他莫屬，豈知蔣介石卻給了別人。他自己只弄到一個漢口警察局長。
以後北平的陳卓走了。憲兵司令張鎮又推薦他的參謀長湯永成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長祝維屏也沒有推上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幾個大城市的警察局長，才慢慢落到“軍統”的手上，先是天津歸了李漢元，北平歸了楊清植，上海在解放前給了毛森。
因此毛人鳳常埋怨唐縱，說“唐先生只會向家裏（指“軍統”）要東西，要去了馬臺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車，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實驗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別是以後唐兼了國防部保安事務局長之後，也只挑了趙世瑞等幾個人去工作，更加深了“軍統”老特務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個公開的機關，是交通部全國交通警察總局，先後由吉章簡、周偉龍、馬志超任總局長。這個局的成員，大都是原來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稽查處和軍委會別動軍司令部及忠義救國軍的人馬，基本上還接受保密局的領導。
當時，幾條鐵路的警務處長，如京滬、滬杭甬的王兆槐，平漢的朱若愚，津浦的吳安之，隴海的程一鳴，膠濟的賀元，粵漢的張輔邦，湘桂的史銘，滇越的田動雲，都是“軍統”老特務。公路方面，公路總局之下的各地公路局的警衛稽查組、和運輸處的警稽室，也都由“軍統”老特務控制。交通警察總局的二十多個交通警察總隊，也全是由原屬“軍統”指揮的特務武裝部隊改編而成的。
按照過去“軍統”的傳統，公開機關國防部第二廳，也應由保密局控制。這在鄭介民以保密局長兼第二廳長的時期，還不成問題。後來鄭被免去保密局長和第二廳廳長兼職，由副廳長侯騰昇任廳長後，便不願受保密局的控制。侯還想把原來在第二廳的“軍統”特務排擠出去，一手把持軍事情報，而讓保密局專搞黨政情報，分庭抗禮。
毛人鳳因爲自知在軍事情報方面搶不過第二廳，但又不肯放手，只好暗中指使留在該廳的“軍統”成員，繼續與保密局保持工作關係，並設法與侯騰搗鬼。一直到逃臺之前，雙方都勾心鬥角，互相爭寵。
保密局控製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處，這是“軍統”從抗戰勝利後便更首先搶到的公開單位，如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程一鳴、南京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長何龍慶、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部倪超凡、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等等，都是戴笠親自安排的，以後也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
至於原來大後方的一些地區，如重慶、成都、西安、蘭州等地的稽查處，在保密局時期，也一直沒有放過手。另外，各大城市的偵緝大隊或刑警處，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這兩種公開特務機關，不但對逮捕、搜查、監禁等方面的活動，可用“合法”的面目從事，得到很大的方便。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還有兵工署的稽查處。這個處成立於抗戰初期，原來叫警衛稽查處。抗戰勝利後仍舊保留下來，改名稽查處。保密局內部則稱之爲兵工稽查處，以區別於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
這個處的成立，是專門爲了防止共產黨在各兵工廠活動和鎮壓各兵工廠工人的。國民政府又把各兵工廠工人列爲現役軍人，不準組織工會。各兵工廠都設有警稽組和警衛大隊，他們對待兵工廠工人，也動輒是“軍法從事”。抗戰期間，這個處的處長是張師，勝利後是廖宗澤，這兩人都是投入“軍統”的間諜。
保密局的外圍組織，最大的一個要算是“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這個組織，是由抗戰時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動員委員會”擴充起來的。當時，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中國的青幫、洪幫、袍哥、哥老會以及各地的流氓組織統一起來，歸他自己領導，以加強“軍統”的外圍力量。
被邀參加這個組織的委員，有杜月笙、王曉籟、向松坡、楊虎、張嘯林、範紹增等近百人。1946年在上海靜安寺路麗都花園開籌備成立大會時，各路人馬均趕去參加，曾被認爲是一個“盛舉”。
戴笠死後，由“軍統”大特務徐亮負責，已經抓不起來，特別是在發展組織時，遭到“CC”和政學系等各方面的攻擊與阻撓。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們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幫會組織之後，對於選舉“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時，會起操縱作用，對於他們的派系不利。鄭介民和毛人鳳一看風頭不對，這個會纔在無形中停止了活動。
保密局成立前後，蔣介石所最爲關心、考慮也最多的問題，倒不是用這一個名稱或那一個名稱，而是戴笠死後的繼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樣，把戴經營了十多年的這個龐大集團很好地領導起來，繼續爲他效命；其次是這個集團今後在預算以外的龐大開支怎樣支付的問題。
戴笠在世時，對這筆見不得人的鉅款，大部分自行籌措。抗戰期間，戴笠製造淪陷區行使的僞幣去榨取淪陷區人民的血汗來充實特務經費的作法，勝利後已行不通。蔣介石爲了避免以後由他經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預算以外的鉅額特別費，便再三考慮怎樣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
他多次找毛人鳳、鄭介民研究這一問題，最後決定把軍統在抗戰勝利後在各地接收敵僞的現金財寶，不送交敵僞產業管理局，而准許交由保密局留下來作爲本錢。此外，蔣介石還准許保密局經營接收敵僞的一些企業，並把與美國特務合作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剩餘物資，一併交由保密局經營，以便將盈利所得作爲預算以外的特務活動費用。
但蔣介石對鄭介民、毛人鳳、唐縱，又不像對戴笠一樣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邊多年的機要室主任毛慶祥共同主持這一工作，由他們四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經多次研究結果，決定把軍統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敵僞產業、企業和中美所剩下的000輛十輪大卡車、印刷機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來，組成一個“三有公司”，由毛慶祥任董事長，其餘爲董事，以軍統大特務戴頌宜爲總經理，總公司設在上海圓明園路。1946年5月前後，當他匆匆由北平趕回重慶時，便和毛人鳳、唐縱商量，決定開始裁汰內外勤人員。過去戴笠在世時，只準進不準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參加軍統便是拿到了鐵飯碗，可以喫一輩子。這時，鐵飯碗也隨同戴笠乘坐的專機一樣摔得粉碎了。鄭介民的辦法，不但准許任何人員請長假自謀工作，而且對一些資歷淺一點、人事關係少一點、能力差一點的人員，更採用遣散與送往軍官總隊去轉業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未完待續）